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，军队和地方上都冒出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星。他们在大运动中因为表现出众，所以得到了快速提拔。要说提拔得最快的，那肯定是李德生少将，短短四年，他就从正军级一跃成为了党的副主席。

他在军队里担任的官职很重要，政治地位也日益提升，慢慢地就超越了周围那些资历更老的首长。

李德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是个既勇猛又平凡的指挥官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才逐步晋升为副军长、军长。到了1967年，他依旧担任着军长的职务。恰逢大运动时期，军队参与支援地方工作，这让他有了接触地方事务的机会，并且发现自己在地方上的工作似乎比军队里更加得心应手。

那个年代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，他能将局势稳住，无疑十分出众。到了1969年九大召开之际，他不仅顺利成为了中央委员，还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。这对他来说，简直是出乎意料。一下子就踏进了中央的决策圈子，简直就是平步青云。

要知道，那时候能当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，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。看看委员会里那些资历深厚的同志，很多人都比自己优秀得多。所以他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便去找了以前的老上司许世友和陈锡联。这两位领导可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战友，也是开国上将里的佼佼者，地位稳固得很。就算好多将领都受到了冲击，他们俩却没怎么受影响，反而在政治上的地位还提升了。

在这次九届一中全会上，他们荣幸地成为了政治局的新成员。作为资深人士，他们的当选可谓是众望所归，毕竟从战争年代步入和平时期，他们早已在职务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。

他担心自己能力不足以胜任，怕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想让许、陈两位老前辈跟上面沟通一下，别让自己进政治局。可他们却说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
他获得晋升后，重返安徽岗位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上级安排他前往北京履职，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都担当重任，这两个重要机构是管理地方事务与军队工作的关键所在，调动他是为了增强领导力。面对更高层次的工作挑战，他心里多少有些不习惯，领导便找他沟通，指导他妥善规划工作时间。

不久后，他主动站出来重新构建总政部并出任主任一职，到了1971年，他还兼任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并负责空军的相关事务。称他为最为繁忙的人，确实毫不夸张。

九一三事件后，他开始接手空军的整体运作，但并未直接管理日常事务，这些事务交由曹里怀带领的五人小组处理。一直到1973年，空军司令员和政委的职位都填补完毕后，他才真正卸下了肩上的重担。

在总政部主任的职位上，他竭尽全力，让众多之前受冷落或遭迫害的干部重获自由，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

1973年，十大会议即将举行，他投身到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中，忙前忙后。

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过程中，他意外地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一员，并且还被选为党的副主席。原本，他并不在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上，但上级出于老中青三代结合的考虑，将作为中年“代表”的李德生提名为副主席候选人，并最终成功当选。

要是按照经验和本事来排序，其实还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，比如李先念等人。他也曾提议让李先念来担任，但李先念觉得这样不太合适，所以就婉拒了。

在短短四年间，他从一名正军级将领迅速晋升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，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独特之处。这种独特性，犹如双刃剑，既意味着能够迅速获得提升，也可能瞬间遭遇贬谪。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往往就在一夜之间。

罗瑞卿总长在那几年里，一人担当了多达13个职位，但1965年12月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，却让他瞬间跌落到了人生的低谷。而在同一年被提拔起来的杨成武，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他的职务迅速攀升。然而，到了1968年3月23日，他却在深夜被匆匆送出北京，之后“消失”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。

没错，李德生也经历了这样突如其来的风暴，随着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互换，他被安排到了沈阳军区任职。到了1974年，又一场运动掀起，他被无端扣上了“大军阀”的罪名。因此，他主动提出放弃副主席、常委的职务，甚至连委员也不想当了，但最终还是保留了委员的身份。

虽然身为司令员，但他和家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，他才得以昭雪。之后，他出任了国防大学的政委一职，直至1990年转到二线工作。